东西问|伍雄武:26个民族世居的云南对世界有何启迪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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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来源:中国新闻网)文明冲突论认为不同文明(文化)的民族必然相互排斥、冲突甚至战争,但是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省,世居26个民族,多元文化交融交错,二千多年来始终包容共处、和平稳定。西方民族理论又认为,国家是民族的“政治屋顶”,一个屋顶下只应有一个民族(国族),如果还有多个民族,结果或者是国家分裂,或者是少数民族被强制同化或消灭。云南26个民族、文化多元,却始终认同中华文化,内聚于中华民族,建构于中华多元一体结构之中,共同抵御外部侵略,捍卫祖国统一。数千年云南民族史,对世界极有示范与启迪的意义。

资料图:云南傣族民众跳起传统舞蹈庆祝泼水节。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 摄

  民族多样,文化多元,却能包容共处、和平稳定

 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,其39.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26个世居民族。注意:世居民族,即世代聚居而非短暂侨居的民族,故其共处云南从其先民算起多在一两千年以上。

  这些世居民族,类型多种多样,文化五彩缤纷。就生产方式来说,在高寒山区有旱作农耕及畜牧的民族,如彝、纳西、傈僳、拉祜等族的一些分支;在山间盆地有稻作农耕的民族,如汉、白、壮、哈尼等族及彝、纳西等的分支;在低纬度及河谷地区则有种植水稻及热带作物的民族,如傣、布朗、基诺等族;在接近西藏的地区则有藏族及部分普米族、纳西族,他们从事高原畜牧和种植。以宗教来说,云南各族信仰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,而且信仰佛教的又分不同的宗派,如傣、布朗、德昂等族多数民众信仰南传佛教,藏族则信藏传佛教,白族多信大乘佛教,等等。云南民族又多有自己本土的、原生的宗教信仰,如彝族的毕摩教、纳西族的东巴教、白族的本主崇拜、拉祜族的厄莎崇拜等等,各有不同。

资料图:云南民俗村哈尼族寨的实景演出向游客展示哈尼族传统习俗。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 摄

  这众多文化和生活方式差异的民族,在悠久的历史中又是交错聚居的(所谓“大杂居,小聚居”),故相互贴近、交往频繁,且相互包容、和谐共处。这首先在于彝、白、汉三个云南的主干民族,相互从未发生“有你无我”的争斗,千百年来基本是包容、协和的。魏晋南北朝,东爨乌蛮(主要是彝族先民)与西爨白蛮(主要是白族先民)并存;唐代,南诏是彝族与白族共创的联合政权;两宋,大理国段氏(白族)若没有滇东彝族三十七部的支持就不可能取得政权,而其取得政权后也没有对昔日南诏的彝族统治层进行镇压与屠杀,始终采取与彝族相容共处的方针;明代,汉族成为云南人口最多、主干的民族,但并未由此发生汉、彝、白三个民族争夺土地和统治权的拼死争斗;清代,汉、彝、白都在清朝封建统治之下,主要是与清政府的阶级矛盾,相互平等协和。这就决定着云南各民族千百年来基本是相容共处、和谐凝聚的。云南宗教多样、教派复杂,但是各教之间、各教派之间相容并包,甚至交融互渗,从未发生宗教战争。首先,汉族、白族、纳西族都是儒、道、佛“三教合流”的,在此基础上,白族佛教中属藏传的阿吒力教派和汉传禅宗并存,二者又与白族民间的“本主”信仰相包容;纳西族不仅包容藏传佛教、汉传佛教,而且把本民族原生的信仰和藏族的本教、藏传佛教以及汉传佛教等,包容汇合在一起,创造出本民族独特的宗教——东巴教,东巴教中实际包涵着各种宗教;彝族信仰毕摩教,但不排斥儒、道、佛三教,甚至吸收其思想;傣族既信南传佛教,同时又包容本土固有的寨神勐神信仰,如此等等形成云南千百年来诸教并存、相容互渗的局面。

  由于这样,云南二千多年中,虽然有几次大规模战争,如西汉王莽对滇中的战争、唐代的天宝之战、明代的三征麓川战争等,但都不是宗教战争或民族战争,更没有造成不可化解的民族仇恨。如天宝之战唐朝入滇大军惨败,战死或染瘴疠而死者数万,但是获胜的南诏并不认为此战缘于深仇大恨,遂收拾唐军遗骸“祭而葬之”,白族民间甚至还以唐败亡将军李宓为“本主”(地方神)加以祭拜!

  世界有些地方也是民族多样、文化多元且交错杂居的,但却往往成为战乱不断的火药桶,如巴尔干半岛,与之对比,云南是极有示范与启迪意义的。

资料图:云南少数民族民众手持火把巡游庆祝火把节。火把节是彝族、白族、纳西族、拉祜族、哈尼族、普米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,在农历六月举行,节期二至三天。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 摄

  认同中华文化,内聚于秦汉以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,不断增强中华一体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

 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,距中国领土的几何中心(约西安、兰州之间)以及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(以今之北京、上海为代表)皆有数千公里之遥,但是云南各民族自古认同中华文化,内聚于秦汉以来中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

  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要求做人要讲忠孝仁义,为政要讲德治、仁政。这些观念早在秦汉就传播于云南,如立于东汉的滇东北孟孝琚墓碑,就说墓主作为当地大姓,自幼就学《诗经》、通《孝经》。至魏晋南北朝,“南中大姓”(汉化了的夷人,或夷化了的汉人)如孟氏、霍氏、爨氏等,他们都标榜忠孝仁义思想。至唐代,统一云南的南诏政权,其国主阁罗凤(彝族)俘获唐朝小吏郑回,因知郑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渊博的知识,于是“甚爱重之,命教凤迦异(阁罗凤之子)”,此后凤迦异之子异牟寻继王位,又命郑回教其子寻梦凑,可见南诏王室(彝族)连续数代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之热爱、学习之认真。在南诏君臣所立的《德华碑》中,宣扬“亲仁善邻,国之宝”“德以立功,功以建业”,认为这是其治国为政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观念。其后以白族为主的大理国,其以儒学、佛教立国,对有儒、佛学识及修养的人称之为“儒释”(或释儒),凡官吏皆须出于“儒释”。可见千百年来,云南各族虽在边陲、文化多元,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由来已久。

资料图:云南民族特色服饰。中新社记者 殷立勤 摄

  基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,云南各族自始就有强烈的中华一体的内聚意识。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,或多个政权并立,或政权频繁更迭,但称霸云南的爨氏,始终宣称自己属于内地政权(或属成汉,或属刘宋,或属东晋)。至唐代,玄宗天宝年间,因奸臣挑拨、朝廷误判而出兵南诏。当时,南诏已是统一云南全境、地接川黔桂及境外交趾的强大政权,却一再要求免战,国主阁罗凤坚称:“我自古及今,为汉不侵不叛之臣”。此战,南诏全歼唐军,大获全胜,但阁罗凤做出两件大事,一是收拾唐军遗骸“祭而葬之”;二是以他和全体官员之名建《德化碑》于国门,在碑文中说明南诏不得已而战的委屈和一片忠心。据《新唐书·南诏传》载,阁罗凤在立碑时就正言宣称:“我上世世奉中国(指中央朝廷),累封赏,后嗣容归之。若唐使者至,可指碑澡祓吾罪也。”29年后阁罗凤的孙子、南诏王异牟导果然实现祖父内聚的遗愿,在国都迎接唐使,接受唐“南诏王”的册封。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,自始就要求内附,但宋朝为应对北方西夏、辽、金诸国的威胁和压力,对之采取政治回避的方针,于大理的内附要求拖延回避,而大理却几代人坚持既定方针,从北宋太宗雍熙二年至徽宗政和五年(公元985-1115年),百余年间8次遣使入朝要求册封,至政和七年宋朝廷才册封大理国主为“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”。三百年间,大理国与宋朝从未兵戎相见,于宋不侵不叛。至元朝建立行省制以后,地方政权不复存在,元明清以来云南各族内聚意识逐渐发展为维护国家统一的意识,至近代,更升华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。

资料图: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的云南民族村举行白族“绕三灵”民俗活动,吸引众多游客市民到此,感受白族文化。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 摄

  近代以来,帝国主义以为云南多民族、多元文化,可成为他们挑拨民族矛盾、分裂中国的突破口,然而云南各族坚定中华一体意识、高扬爱国主义精神,彻底击碎他们的阴谋和妄想。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帝国主义多次武装进入滇西地区收集情报、攻击边民,挑衅我主权,当地干崖、盏达等傣族土司联合景颇族山官,聚集傣、汉、景颇、傈僳、阿昌等族民众组成武装,从光绪元年至二十四年(1874-1898年)前后25年与入侵者战斗。20世纪初滇南爆发“班洪事件”。班洪、班老在中缅边境,自古属中国,为佤族聚居地。清乾隆年间云南石屏人吴尚贤到此与佤族头领合作开采银矿,不到10年这里就聚集了汉、佤、傣、彝、拉祜、哈尼等各族民众10万余人,共同开采、冶炼。20世纪初英国鲸吞缅甸,英商携重金向佤族部落首领班老王昆干、班洪王胡玉山收买银矿地区。昆干回答说:“我为中国保厂,岂以小利而背大义及祖宗之志也。”并让他的三个儿子取汉名为保卫国、保卫厂、保卫民。胡玉山说:“矿是中国的矿,你就是驮几驮金子来也不准开。”也让他的两个儿子取汉名为胡忠汉、胡忠华。1933年英缅武装人员入侵并占领班洪班老地区,次年班洪王招集佤族17个部落的首领(亦称17王)剽牛盟誓,率全体男女老少一齐出战以求夺回领地,最终因武器落后而战败,致使下班老6个寨子被敌焚毁。云南各族闻讯群情激愤,以傣族人李希哲为首,变卖家产组织“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”,傣、汉、佤、彝、拉祜等族千余人参军,开赴班洪地区参战。1936年2月2日班洪王胡玉堂招集各部首领剽牛盟誓,发表佤族17部落王《告祖国同胞书》。书中庄严诉说:“窃我卡佤山17王地……自昔远祖,世受中国抚绥,固守边疆”,“不论地理或历史,我卡佤山为中国地,应归中国,又何疑意。”表现出强烈、真诚的中华各族一体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。(完)

  作者简介:伍雄武,1939年生,云南省富源县人。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。云南师范大学教授、硕士生导师;南开大学兼职教授、博士生导师;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曾任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副理事长、云南省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。2010年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(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)首席专家。著作: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新论》、《彝族哲学思想史》、《傣族哲学思想史》、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简史》、《中华民族精神》、《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经验》;合作主编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》(1992年本),主编《简明中国哲学发展史》、《现代人与体育》、《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》等。先后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。

责任编辑:孙静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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